春秋時期，禮崩樂壞，周王室衰微，各諸侯割地稱王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民不聊生，禮制對人們的約束力逐漸減弱，開始威脅到統(tǒng)治階級的統(tǒng)治秩序。
為了順應潮流，鄭國的國相子產首先對鄭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，其中重要一條就是“鑄刑書”，公開了原本是不公開的法律條文。
從此，百姓不再受"刑不可知，則威不可測"的壓迫。同時也打破了“刑不上大夫，禮不下庶人”的慣例。貴族壟斷法律，隨意決定百姓生死的局面也被打破。
后來晉國的趙簡子也鑄起了“刑鼎”，晉國的政治家叔向是反對的，他認為"昔先王議事以制，不為刑辟，懼民之有爭心也，猶不可禁御，是故之以義，糾之以禮"。
這句話表明，鑄刑鼎觸犯了統(tǒng)治階級的利益，他們害怕百姓知道了刑法典，滋生訟爭之心，就沒有了傳統(tǒng)禮制的約束，他們會引用刑法典的內容據理力爭，拋棄傳統(tǒng)的禮法制度，將會威脅到國家的長治久安。
但事實的真相是子產、趙簡子只是將國家的刑法大概鑄在鼎上，畢竟他作為一個為統(tǒng)治者出謀劃策的謀臣，首先必須要考慮到統(tǒng)治者的利益，因此會留下很多空白未鑄造，再者鼎笨重，不易流通，不方便閱讀學習。
但是，子產手下有個叫鄧析的大夫，他干脆把法律條文刻在竹簡上，四處傳播，被稱為“竹刑”。
這樣的"竹刑"很受百姓喜歡，不但方便攜帶，且有鄧析的講解之后就能明白、知道國家的法律制度。
不但如此，深諳鄭國法律的鄧析還擅長詭辯，在民間為百姓打贏了很多官司，深受百姓愛戴與信任，所以人們又賦予了他另一個身份——訟師，是現(xiàn)代律師業(yè)的鼻祖。
鄧析還學孔子一樣，開創(chuàng)私人講學之風，但與之不同的是他教授的法律知識。
鄧析也是春秋時期第一個反對禮治的思想家，他幽默而充滿智慧，是"名辯之學"也就是“名家學派”的創(chuàng)始人。名家學派產生于"道術將為天下裂"的時期，在百家爭鳴的時代里獨放異彩。
《莊子·秋水》提到名家是"困百家之知，窮眾口之變"，由此可知名家就同今天的詭辯，他們能把白的說成黑的，黑的說成白的，還讓別人啞口無言，甘拜下風。
在正統(tǒng)觀點看來，這是一種“以非為是，以是為非。是非無度”的詭辯論，簡單地說，就是模棱兩可、混淆是非的理論。
他認為：“異同之不可別，是非之不可定，白黑之不可分，清濁之不可理，久矣!”
關于他有個奇聞趣事，在《呂氏春秋》中有記載：洧（wei）河發(fā)大水，鄭國有一個富人被大水沖走淹死了。
有人打撈起富人的尸體，富人的家人得知后，就去贖買尸體，但得到尸體的要價很高。于是，富人家屬就來找鄧析，請他出主意。
鄧析對富人家屬說：“你安心回家去吧，那些人只能將尸體賣你的，別人是不會買的。”于是富人家屬就不再去找得尸者買尸體了。
得尸體的人著急了，也來請鄧析出主意。鄧析又對他們說：“你放心，富人家屬除了向你買，再無別處可以買回尸體了?！?/p>
從這個故事來看，鄧析是“操兩可之說，設無窮之辭。”但是，鄧析在這件事情中只是一個中立者，所以他沒有義務和責任一定要站在某一方的立場上說話。而且，得尸者和贖尸者各有正當?shù)睦碛?，鄧析也沒有理由偏袒任何一方。
因此，雙方在向鄧析咨詢的時候，他就只能為對方出有利于其權益的主意。鄧析的回答都是正確的，而且反映出他已經具有了相當完整的樸素辨證觀念。
在鄧析看來，辯論必須根據實際情況，不能任意胡說，否則就會帶來禍患，特別是辯論必須要遵循一定的標準，所以“兩可”雖然不失為一種辯說方法，但不可濫用。
鄧析是個很有民主意識的人，積極提倡平民百姓參政議政，引導群眾用貼匿名帖的方法揭發(fā)當權貴族和大夫們的過失，議論國家政事。此舉引起了當政者的強烈不滿，于是被下令禁止。
鄧析雖然很受百姓支持，但觸犯了舊貴族的利益，在他們眼里，鄧析能言善辯，也能"妖言惑眾"，會煽動民心，社會動蕩，不利于統(tǒng)治。
在《呂氏春秋》中寫道："以非為是，是非無度，而可與不可日變，鄭國大亂，民口喧嘩。子產患之，於是殺析而戮之，民心乃服，是非乃定，法律乃行。"
由此可見鄧析是何等無辜，他只是為了維護百姓的利益，但統(tǒng)治階級認為他是"鄭國大亂"的禍根。
《莊子》有云：“彼竊財者誅，竊國者為諸侯。諸侯之門，仁義存焉。是非竊仁義耶？故逐於大盜，揭諸侯，此重利盜跖而不可禁者，乃圣人之罪也?！庇纱丝梢?，法律局限性的一面。
